关于王学仲的“现代文人画”，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其一是关于“文人画”的定义及其发展脉络，其二是对“现代性”的探源。前者比较明晰，可参阅清末民初以来诸多学者的著作或文章。后者相对而言就比较隐蔽，之所以这么说，是需要借助哲学史领域的相关知识进行探究，特别是从中国儒学文化思想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即从原始儒学到新儒学再到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脉络来映射绘画的发展状况）。笔者就此两个方向来认识“现代文人画”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在黾学体系构建中的地位。

　“文人画”的定义及发展脉络

首先，什么是“文人画”？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谈道：“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文人画”反对工匠化、程式化，强调文人意趣的自然流露，它与诗有着天然联系，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

“文人画最初的定义是封建士大夫的戏笔之作，用于区别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匠。兴起于宋代的文人画，明朝时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时至清初，画面被‘八大'等亡国贵胄带入没落贵族的孤傲和愤懑之情，使文人画的内涵发生异化。”文人画重精神，轻形式，发挥文人主体生命精神，内心自由之情致寄托于高旷清静之境，区别于宣扬“重教化”“助人伦”的政教绘画。非常人所谓美之为美，有老庄、禅宗哲学的审美意蕴，崇尚自然与人心灵的抒发涤荡精神。以适俗应用为目的的绘画，类似作坊分工计件批量生产完成的产品，千人一面，具有一定的范式，即工匠画；以陶冶性灵为目的的绘画，多出现在文人雅士书斋，草草数笔自赏自玩，颇有山林野逸趣味，即文人画。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这四个要素充分展示了文人画的精神内涵之属性，即以人为本。人的道德涵养功夫通过笔墨来传达，感人感己，寓情于物，绘画精神背后承载着创作者的人品、学问、才情与思想。

“文人画”由来已久，为何在宋代勃兴？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早在汉代就有文士蔡邕、张衡等遗以画名。六朝老庄玄学盛行，宗炳、王微二家山水画论高扬自然与文人思想精神。进入隋唐，佛教在融会儒道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特别是禅学义理逐渐融入诗论、画论之中。此时代表人物有王维、张洽、王宰、郑虔礼等，其中王维又被后世推尊为南宗之祖。

两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人士大夫阶层日益壮大。“这一庞大的阶层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促进了由唐入宋审美思潮的转变……文人士大夫自我欣赏式的文人书斋美学思潮。”宋人钟情于书斋生活是官宦文人心灵归宿的外化，这一书斋美学的形成也和那个时代儒释道三教合为主流的文化学术思想息息相关。儒释道三教历经近千年的互斥与交融，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参与下，形成注重现实人生与心性修养的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其中，欧阳修、苏子美、梅圣俞、苏东坡、黄庭坚、文与可等文人士大夫以及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孜孜于书法、绘画、诗词和道德文章的体究，共同创建了两宋的昌隆文运，并把“文人画”推及绵延于元、明、清、民国四代。

对“现代性”的探源

王学仲“现代文人画”之“现代性”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根基。

从时代背景来看，王学仲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临近“新文化运动”思潮，在其中学时代特别是在北京学习绘画时得到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艺术理念的洗礼。其恩师徐悲鸿是以西学改造中国画的先驱人物。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西方美术观念影响下，发展出了新的教学理念，即从重古代经典绘画的临摹到重现实写生，这一转变为中国绘画的创作带来现代性的生命力量。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王学仲被日本筑波大学聘为教授，从事讲学与中日艺术文化交流活动。在走出国门亲身感受文化艺术的过程中，王学仲体会到中日两方分别对西方美术观念的吸收和消化状况，并且看到了东方艺术在西方未来传播影响的生命力。之后，王学仲大胆地提出了“世界美术思潮东移”之说，并坚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正是基于对中国绘画“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