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民国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学术文化现象，即现代社会调查得以在中国兴起并实现最初发展。对于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学术界长期关注并有过多方面、多学科的涉猎与探讨，但迄今为止，尚缺乏建立在全面、扎实史料基础上的综合性整体把握和贯通深入的史学研究。最近，李章鹏终于完成了学术突破，推出他打磨十余年的《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很是令人欣慰。

不少社会学科的崛起，都同社会调查紧密关联

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西方，都曾产生并长期存在调查事实和调查现象。

在西方社会向近代转进的过程中，调查观念、技术方法和理论建构等方面，都先行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变化，传统调查逐渐演变成现代调查。政府部门因现代行政和社会问题频发、亟谋解决之道，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出于了解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高校、科研机关和学者们为了研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均开展了大量相关的社会调查。

这些调查，不仅切实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的了解和认知，影响了社会变革与改造，也推动了相关学科的成长，特别是新兴社会科学的诞生。

因为现代社会调查在西方兴起的时期，也正是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先后独立、渐成“科学”的时期，不少社会学科的崛起，都同社会调查紧密关联。实际上，社会调查不仅推动了社会科学的最初成长，后者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调查的发展，两者可谓相辅相成。

《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李章鹏著、西苑出版社出版

现代社会调查肇兴于清末

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于清末，这个观点由李章鹏在学术界首次明确提出，目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本书对这一观点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深化，认定目前有明确资料证明国人最早的调查应为1871年黄宽对广州附近流行病的调查，但形成潮流的现代调查始兴于1897年起出现的物产（土产）调查，并强调物产调查也是国人所从事的最早一类社会调查。

现代社会调查肇兴于清末观点的提出，推翻了社会学界曾普遍认同的中国现代调查开始于1914年左右北京社会实进会有关人力车夫调查的陈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从而将清末社会调查整体性地提到学界面前。

研究现代社会调查历史的学术意义

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肇兴于晚清，活跃于民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和启发，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文化演进的历史产物。在今天看来，研究现代社会调查在近代中国兴起和最初发展的历史，至少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学术意义。

首先，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所留存下来的调查资料、报告，是一种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特殊史料（其中，许多是包含问题意识的历史数据），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而这些调查所属学科和所涉领域，调查主体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以及调查目的均不尽一致，学术水平也参差不齐。要想有效利用这些调查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有必要先对其进行整体分辨和甄别。这就决定了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进行系统、整体的研究，了解其中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很是必要。

其次，清末民国的社会调查是许多新兴学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具有重要的学科史价值。在这方面，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学科史的研究，已较为关注此类调查，还有一些学科史（如教育学史等），则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阅读近代中国不断涌现的大量社会调查，不难发现其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像流行病学、地方病调查属于医学范畴，其与地方社会状况和人群的医疗健康卫生状况密切相联，在西方，流行病学调查被认为有效地推动了近现代社会调查的发展，而在中国，这方面的调查史，还缺乏深入扎实的考量；部分地质矿物调查与矿产、部分农学调查与农业紧密相联，大体可归入经济调查中，其意义也有待勘定。

其三，在近代中国，无论政府机关、政党政派，还是社会团体、学术机构，往往强调社会调查是认识社会、寻求解决中国积贫积弱问题的必要前提，甚至宣称社会调查乃社会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不管其社会实践结果如何，了解这些主体如何调查，其所秉持的理论、所得结论与调查数据之间的真实关系，多少也能为探究清末新政、国民政府的施政，以及相关社会改良或改造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或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