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台湾女性影像呈现出强劲的势头，特别是纪录片方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女性创作者和作品，在台湾本土、韩国、日本甚至是欧美都获得了较高的荣誉。但由于种种原因，台湾女性影像与大陆的联系还比较零散，相关的研究还处于生长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台湾电影、对华语电影的整体认知。

鉴于此，2010年12月10日至12日，由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电影学、上海大学、台南艺术大学、台湾女性影像学会主办，上海市影视文献图书馆协办的“性别与影像：台湾女性电影与跨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分学术研讨和影片观摩两部分。多位台湾女性导演和来自淡江大学、台南艺术大学、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的专家，会同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近二十位学者，共同就女性影像中的“女性身份、历史意识、影像传达”等关键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历史维度中的国族想象与性别再造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历史影响下的产物。对台湾电影及台湾女性电影的考察，也必须将其置于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中，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其衍变过程，进而形成全面而深入的判断。基于此，不少学者对台湾影像的关注视角，首先投向了历史深处。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理事长、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王慰慈女士梳理了台湾女性影展自1992年举办以来至今的18年历程，指出：随着数字摄影科技的革新和个人纪录片的兴起，台湾纪录片的女性创作者采取用摄影机自我拍摄的“自拍”风格，来叙说自己生命成长经验的问题。通过对《是我吗/妈》、《Be Beautiful》、《云的那端》、《春天－许金玉的故事》四部纪录片细致的文本分析，她认为，一方面，女性创作者们在通过一个自白过程去完成自我形象的认知，面对诸如“回忆”和“心理”等这些思想和情感的“虚像”部分需要呈现的时候，经常会借助变换人称来进行“介入”与“跳出”的转换，从而达到医治、疗愈自我创伤的可能性，同时又能及时通过他者的角度来调整自我的位置，积极地参与到她所写作的形式中。另一方面，台湾纪录片的女性创作者也通过一个“故事”再造，一个自创的世界，来赋予她生命的意义。这使得整个的书写过程非常富有美学意义和创造性，影像也因此变得更加自由与多元化。

同样是对历史的回溯，上海大学的陈犀禾教授则将目光转向了更加深远的当代台湾电影对国族的想象和身份的表达，以此来对台湾女性影像进行回应。在陈犀禾教授看来，电影这一大众文化载体凝聚了台湾人的共同价值和情感，人们可以通过电影这一载体，透视台湾人的国族想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六十年的台湾电影不但在工业和美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所传达的国族想象和认同也发生了深刻的蜕变，并鲜明地折射出社会、政治和历史所施加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的压力。为此，陈犀禾教授结合台湾六十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巨大的变化，从国族想象的角度，将台湾电影分为“大中华情结”、“本土意识”、“族群撕裂”三个不同的时期，并详细分析了每个时期代表性的导演及其作品，最终对台湾电影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身份问题做出了回答。

在电影与历史的互动中，影像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嬗变纪录了电影演进的足迹，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时代脉络。南京师范大学孙慰川副教授在《驱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阴霾——论当代台湾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嬗变》中指出，当代台湾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被刻意歪曲到被努力还原，继而被深度探究的递嬗过程。20世纪60至70年代，台湾电影里的女性形象被矮化、边缘化和色情化。80年代，大胆反抗男权、走向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登上银幕。90年代以来，女性形象更趋多元化;在酷儿理论的影响下，女同性恋者的形象被正面书写。从总体上看，这一过程是当代台湾电影与菲勒斯中心主义艰难博弈的过程，它不仅从一个侧面纪录了当代台湾电影演进和发展的足迹，而且也折射出当代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男权至上走向两性平权的历史轨迹，并且反映出性别政治、两性关系、审美理念等多个领域的时代脉动。上海大学的王艳云博士则从李行、侯孝贤和李安电影对大陆空间及其女性形象的文化想象出发，对台湾电影中的“中国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他们借助对大陆空间及其女性形象的想象，表达出对“大中华文化”的寻根意识，形成了共同的积极的文化认同。但是，由于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这种趋同化的中国性想象内部又有着鲜明的差异。如果说李行电影的中国性是同质化的、单一的话，那么，侯孝贤和李安电影中的中国性则是异质化的、多元的。换言之，李行对故国中原及其贤淑女性的刻画，近乎一次寻根祭祖与身份追忆，而侯孝贤和李安对现代上海及其魅惑红颜的叙述，则更多呈现一种寻根漫游和文化再造的意味。